由于战场及国际上的不利局势，日本人对沦陷区的控制步步收紧，花样频出。在上海，日本人的紧逼之下，财力雄厚又势力庞大的毕庆堂已经很难继续靠置身事外来保全自己了。
谭央的儿科诊所开在租界的一栋小楼，楼下看病，她和女儿住在楼上。谭央的儿科在当时的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就算是诊所新开张，病人也依旧不少。
晚春的一天上午，毕庆堂来到谭央的诊室门口，谭央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要紧的，你先忙你的。”谭央看病人，他就一动不动的站在门口看着，一直到中午，病人都看完后，谭央带他来到楼上的客厅。看着窗外，谭央不安的问，“真没什么事吗？我怎么看你这两次来，后面都跟着部汽车，车牌子也眼生。”
其实，离日本人叫他做保安厅长的最后期限只剩两天了，日伪政府近来派人明目张胆的盯着他，他又不敢对谭央说，怕她跟着担心，于是，他浮皮潦草的回答，“世道不太平，身边多带几个随从，以防万一总没错。”谭央闻言点头称是，却也疑惑道，“那你今天来我这里等了一上午，真没什么事吗？”毕庆堂想了想，笑着说，“这几天有点儿咳，不大舒服，你也给我看看吧。”
他说话的语气里带着赖皮，孩子似的仗着病撒娇，谭央不禁莞尔，从白大衣的口袋里取出听诊器，“好，那你把上衣脱了，我给你听听。”毕庆堂干脆利落的脱了上衣，谭央将听诊器刚搭到他胸口，便被他二话不说的牢牢搂进了怀里。
“你这是干什么，我还没听呢！”“不用听！我好着呢！这么多年和你在一起，但凡脱了衣服，不都是搂着的？老习惯了，改不掉！”听他不讲理的回答，谭央无奈的说，“那你也先松松手，我身上这白大衣脏，全是细菌。”他闻言轻笑，“那就脱了，我帮你。”说着就去解她大衣的扣子，谭央不悦的去推他的手，“大白天的像什么样子，你放手。”毕庆堂抵着她的额头在她耳边低声哀求，“你便许我这次吧，小妹，求你了。”他的话叫谭央的心头酸酸软软的，半分拒绝的气力都没有了。
因顾念着谭央几月前刚刚小产过，亲热时毕庆堂也就尤为的体贴温柔，他还异常愧疚的与她解释，“小妹，你病才好，本不该这么快就和你，可我怕今日不做，会后悔……”缠绵中，抱着怀里的谭央，他的手微微颤抖的抚过她背上那道长长的疤，之后，毕庆堂满眼恨意的痛声道，“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
欢情后，他们紧偎着小憩。下午时，毕庆堂在床上打着鼾的熟睡，谭央起身要去看病人，偶然间看到从他衣兜里滑落出的那枚象牙烟嘴，暗黄得看不出象牙的本色，金子包边以外的地方也露出了条条细纹，就是这样一个破旧到粗陋的烟嘴，他还是那么执着的用着，这还是，她送他的第一样东西。想着，谭央摸了摸大衣口袋里那支掉了漆皮，露出铁锈色的自来水笔，满怀酸涩的笑了。
毕庆堂在谭央的床上睡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傍晚女儿下学回家他才醒来。言覃趴在桌上写作业，他在女儿额头上重重的亲了一口才下楼。楼下，谭央正拿着压舌板看着小孩的喉咙，夕阳的光芒照在她面带笑容的脸上，美丽温雅得像是教堂里彩色壁画上的人物。
谭央无意间抬起头看见门口的毕庆堂，只见他对她笑了笑，说了两个字后转身离开。诊室里有孩子哭闹，她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可是看口型，她约莫着，他说的，大抵是“等我”。
上车离去前，毕庆堂回望着晚霞里的小楼，眼含热泪，一脸不舍……
次日正是周末，谭央带女儿在租界里的百货公司里挑着烟嘴，上海城的另一端，去缫丝厂的路上，毕庆堂坐的车在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中，化做了一团熊熊大火。
从百货公司回来，打开家门，谭央在门下面看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大开大阖、力透纸背的字迹，正是毕庆堂亲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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